《海角七号》剧照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李佳蔚
2011年9月19日下午，我去参加《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北京彼岸书店举行的分享会。两个半小时的分享会，波澜不惊，几乎没有提问，时光在作者张典婉准备的影像资料中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偶有观众悄声感叹：“哦，原来还有这么一艘船。”
结束时，一个女青年倏地站起来，对着站在光影里的张典婉说，“我有个故事，一定要说给你听。”
我留了下来，听到了这个故事。
“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爷爷是日本人，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回日本了，也许是害怕吧。奶奶是一个私塾老师，家里成份不好，丈夫走了，没有了收入来源，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沿街乞讨，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她心里有期盼，期盼将来一定能够与丈夫再见面。”
“文革时候，爷爷从日本来信了，说一直惦记着她和孩子们，要把奶奶他们接到日本去。奶奶真高兴啊，这么多年没有白等，可她也真害怕，就像爷爷当年那样害怕吧。最后，她还是把信烧了。”
“1980年，日子好了，奶奶让父亲去日本，找爷爷，可是一切关于爷爷的资料都被他们亲手烧掉了。奶奶没有再见到他的丈夫。现在，我的父亲快70了。只记得一个名字，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们安静地听完。张典婉看着女青年的眼睛，说，你家故事不输《海角七号》，用笔写下来。
《海角七号》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六十多年前，台湾光复，日本人撤离，一名日籍男老师只身搭上了离开台湾的船只，也离开了他在台湾的恋人：友子。无法当面说出对友子的感情，因此，他把怀念与爱恋化成字句，写在一张张信纸上。
女青年点头，眼睛里泛起了泪光，说，《太平轮一九四九》让我有了冲动，我一定要把我家的故事写下来。
在那间安静的书屋里，我的心，为之一振。
后来，张典婉告诉我，她回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采访她，说，对于这本书在大陆受到的关切度，尤其是来自年轻人的关切，感到讶异。
“他们好像发现了身边熟悉的陌生人，这个人，可能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一个朋友的长辈，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机会，他不会知道他们身上的故事，那些被时代改变的命运，留下的磨砺和印记，痛苦和甜蜜。如果不了解过去的他们，他就很难理解现在的他们，很难真正的理解人的命运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
张典婉告诉我，她和朋友去去浙江舟山走访，寻找太平轮生还者的印记。当年守护灯塔塔的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一个老人对他们说，自己家里祖辈守塔，当晚，他通过望远镜，看到灯火通明的太平轮(相撞后，太平轮发车各种求救信号)，上面的人，一个又一个跳进海里。在那样一个寒夜，在冰冷的海水里，一切的挣扎是那样苍白。
“夜很深，我们没有大船，没法出海，救不了人，可我们真的是想去救人。”翻译把老人的舟山话翻译给张典婉他们听，老人的眼里流动着泪光，他很懊悔没有办法去挽救一个生命。
实际上，太平轮出事的海域与老人所在海岛之间，确有很长一段距离。当时也有不少渔船在附近，他们救起了一部分跳入海中的乘客，这些生还者并不在官方统计的36人之列。
新找到的生还者丁氏母子，就是在36人获救名单之外。
一切似乎自有天意。后来，张典婉受邀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主办者请来《花溪》主编黄彤彤做《太平轮一九四九》分享会的主持人，而黄彤彤之前从未做过主持人。
在分享会举行的前一天深夜，黄彤彤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来电。朋友问，你明天是不是要主持一个有关“太平轮一九四九”的活动？黄彤彤说，是啊。她的朋友说，我的祖母和父亲，就是这条船的生还者。
黄彤彤把这件事告诉张典婉。张典婉与黄的朋友通了电话，确定其祖母和父亲当年被舟山的渔民救起。
张典婉还与对方约好了一起吃饭，可是等了好久，不见人来。后来，对方专门写信给张典婉解释，说，祖母现在92岁，父亲也快70岁，被救起后的生活一直很苦，希望能给我们时间，等等我们。
“我会一直等他们。”张典婉说。
前不久，有一个台湾空军的后代，带着自己回忆录和旧照片找到张典婉，说，我一定要给你看。这些照片拍摄于1948年和1949年之间，有太和殿，颐和园，中山公园，其中有一张照片，清晰显示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是蒋介石的头像。
对方说，这是我父亲记录的那个时代。
前些天，张典婉去福州科技园，看一位朋友。他对张典婉说，在那特殊的年份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去解放台湾，在厦门，我接到的传单里说，台湾的小朋友很可怜，啃树根，吃香蕉皮，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台湾的小朋友有糖吃，我的梦一下子就碎了。
我听完这个故事，就像听完那个女青年在秋日午后认真地说要把她家的故事写下来一样，心头为之一振。
“你看，人人家里都有一个相本，人人身上都有一个时代。”我和张典婉相视一笑，然后又沉默下来。
而现在，相本上的故事要被搬上大荧幕。
“《太平轮》已接近完美。”阔别影坛四年之久的吴宇森，如此描绘自己执导的电影《太平轮》。
我丝毫不怀疑吴宇森导演的世界一流水准。何况，这部电影对于68岁的他，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此前我查出来患有淋巴癌，在确诊的那天晚上我看了一部很差的电影，然后我就想到自己迄今为止仍未拍出一部完美的电影，难道我要带着这个遗憾走吗？之后医生治愈了我的病，于是我重新投入到工作中来，对于我来说，工作就是生命。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我最能够得到快乐。”
请原谅我用稍显冗长的直接引述——在三个多月前的戛纳电影节上，吴宇森直面自己患上癌症的传闻。
而在9月21日最新的发布会上，以“吴氏暴力美学”著称的他，用富有哲理意味的话首次阐释了片名的意义：“大灾之后，天下太平，这是古人的智慧，影片所处的时代虽然动荡，但未尝不是太平的开始。”
不知为何，这番话让我想起差不多整整三年前的那一个下午——希望未来看到电影《太平轮》的观众，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也能够发出《太平轮一九四九》分享会结束时的感叹：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艘船。”
(首发于海尔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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